2008-01-11 10:47:29 来自: 抱竹国宝
论美国的民主的评论 1831年官场屡屡碰壁的25岁青年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踏上了前往美国考察的航船。由于历史上和波旁王朝关系亲密,所以在法国大革命后,托克维尔的家族一直厄运连连。托克维尔的外祖父马尔社伯就在大革命中被送上了断头台。1830年的“七月革命”过后,托克维尔“根不正,苗不红”的家族历史问题又开始饱受非议,个人前途叵测。所以托克维尔的美国之行,在当时很有些远离是非的避难意味。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时间并不长,前前后后不过9个月。然而正是这9个月对美国的近距离观察,促使了他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De la democratie en Amerique)问世。这部书的上下两卷分别于1835年于1840年刊行,并随即引起巨大轰动与反响,他自己也凭借著作带来的巨大声望,而被选入法国国会。
早年的托克维尔倾向于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但在实地考察美国后,托克维尔转向了对美国式民主制度的褒扬。托克维尔热衷于宏观的制度分析。他的另一部名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同样是从制度层面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发展进行分析。这种制度分析框架,成为日后政治体系学者们进行研究分析的基本手段之一。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社会实实在在地从民主制度上得到了好处,并指出民主制度在本质上优于专制或是贵族把持的制度。民主制度的最大优势的体现便是在于官员的选拔方面。由于是公民投票决定政治领袖,这就意味着即便当选者才德稍逊,但他的利益与大多数同胞的利益是相同和一致的,从而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同时,真正民主制度下的官员腐败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而不会继续蔓延为一种制度性的腐败。
虽然著作的总体基调是肯定美国民主的建设,但是托克维尔依旧从细节上提出了批评。首先,美国民主制度外壳下依旧保持了贵族制度痕迹。全书第二章的结语就是:“美国社会呈现的画面(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覆有一层民主的外罩,透过这层外罩随时可以看到贵族制度的遗痕。”这种痕迹意味着种种有利于社会上层人士的立法。同时大众又渴望出现思想和行动上的榜样和领袖,疯狂地崇拜英雄。这种缺陷可能与美国立国之处,精英治国的特点有关,但却不是真正制度上的弊病。
在论及民主制度的时候,托克维尔一再提出了所谓“多数的专制”这种概念。在很多情况下,民主都被解释为“多数人的利益应当优先于少数人的利益的原则”。但这种看似痛快的解释下,却隐含了许多危险的成分。古往今来,多数的专制往往都演变为多数的暴政。自以为是的雅典人将苏格拉底宣判为死刑的事件便成为了多数暴政的最好例子。以至于此后的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在各自的著作中,都将民主制和暴君独裁一并归为暴政。
而在法国大革命的乱世中,在人民名义下,不知有多少无辜的人民被他们自己亲手缔造的制度所消灭。卢梭除了对平等自由的呼喊外,“主权者超乎法律之上!”的豪言更让人闻之心惊肉跳。由于自己家族的历史,托克维尔对于这种多数专制的危害,更是感同身受,给予特别多的关注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同时,相较而言,民主可能比专制更能遏制人的思想自由,托克维尔在书中写道:“国王只拥有一项物质力量,这项力量仅能影响人民的行动,而触及不了人民的灵魂”。与此相比,民主的多数“既拥有物质力量又拥有精神力量,这两项力量合在一起,既能影响人民的行动,又能触及人民的灵魂,既能消弭动乱于已现,又能防止动乱于预谋”。
这种弊端即便在今天美国也时有显现。当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攻击的前夕,笔者正好在美国国内,亲眼目睹了那种被煽动起来的民主狂热。无论是国会里的政客还是号称客观的新闻媒介都不约而同地加入乃至营造着这种狂热,按照刚去世的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的形容便是“要爱国,不要思考!”
2003年初,一位律师在纽约州的一家超市购物,他身穿一件上书“Give peace a chance”的体恤。结果两位超市保安上前干预,要求其脱下这件衣服。这位律师表示拒绝。超市方面立即叫来了当地警察,结果警察赶到后以“扰乱公共秩序”将其逮捕。这并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一种美国现在社会的影射。
在伊拉克战争前夕,给笔者影响最深的一幕发生在一次美国参议院的答辩中。美国历史上第三高龄的参议员86岁的参议员罗伯特·博得(Robert C. Byrd)挥动着颤抖的双手在参议院孤军奋战情景,至今都让我难忘。博得如此说道:“美国从一个创造和平的缔造者变成了一个制造战争的怪物(America the Peacemaker Becomes America the Warmonger)。现在的政府,现在的总统,已经是闭上了眼睛,不看不停不闻任何反对的声音,这是极其错误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大国的政府。”
在托克维尔看来,多数专制危险的存在是民主制度本身最根本的致命伤。托克维尔指出多数具有无限权威,对美国的国民性产生了消极影响,并使人们容易堕落。他的这种判断当然是基于长期对民主制观察的基础之上,但托克维尔也并没有因此而对民主制本身丧失信心。多数暴政是美国民主的硬伤,而且在许多方面引起了消极的后果,妨碍了自由的弘扬,但美国民主的多数暴政并未危害到民主政权生存的地步。
当然,美国人也同样意识到多数暴政的危险,并一直努力进行修正,比如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彼此间的治权独立以及总统选举中的地区选举人制度等等。民主制度依旧是人类社会至今能够最大程度上保障个人自由与平等的制度,也是最能维护社会公义的制度。而美国的民主制也同样是优秀社会建制的楷模之一。
政治上的仇恨来自偏见,而偏见则是来自认知上的缺乏。托克维尔在书的序言处最后写道:“当各政党只为明天而忙碌时,我已驰想于未来。”的确,真正伟大思想者总是能够指出那些持存的规律,这正是为我们的认知铺平了道路。而当我们必面对盲从的热情和自己的良心时,那些正确的认识又能让我们有理性和勇气去选择后者。托克维尔告诉了我们,民主种种利弊情况的存在,但这都很正常的,大可不必担心忧虑,能做到求同存异足亦。